踪凡、郭媛：当代赋学经典略述

一、马积高：《赋史》，47万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马积高（1925—2001），湖南衡阳人。1948年毕业于省国立师范学院国文系，学术上深受马宗霍、骆鸿凯、钱基博等先生影响。曾任教于含章中学、长沙师专、湖南师院。1985年起任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任湖南文学会副会长、古代文学研究会理事长、中国韵文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赋学会会长等职务。著有《赋史》《历代辞赋研究史料概述》《荀学源流》《宋明理学与文学》《风雨楼晚年诗钞》等，并主编大型文献整理著作《历代辞赋总汇》（全26册，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

马积高《赋史》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详尽的辞赋通史，也是每个赋学研究者的案头必备之书。该书全面梳理了从先秦到近代辞赋发展的历史演变，将赋史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全书共有十二章，第一章“导言”概述赋的性质、特点、形成、流变及其在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以下依次为“先秦辞赋”、“汉赋（上下）”、“魏晋南北朝赋（上下）”、“唐五代赋（上下）”、“宋元赋（上下）”、“明清赋（上下）”，按照历史朝代顺序依次考论各个时期赋的创作。每章先概述该时期赋的发展情况及特点，然后介绍主要的作家作品。

马积高先生对赋体源流的看法，与前人颇有不同。他认为赋作为一种“不歌而诵”的韵文体裁，兼有众体，它有三源，亦有三流。有直接源于《诗》者，流为以四言为主的诗体赋；有源于楚声歌曲者，其流为骚体赋；有受战国诸子问答体的影响而产生者，其流为文体赋。文体赋在诗体、骚体的影响下，可分为汉文赋、晋以后的骈赋和唐宋以后的律赋、新文赋等。马先生的“三体”“三源”说，为叶幼明、万光治、陈庆元、郭建勋等赋学研究者所接受、发展，并为后人探讨赋源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马先生还考察了赋的流变，尤其是对以前一直不被人注意的六朝以后的赋如骈赋、律赋、新文赋、俗赋等做了较为细致的探讨，并且对历代赋作家都能一分为二地予以看待，书中以专节论述的赋家就有一百多个，其全面性、系统性、深刻性都是空前的。

自从清人焦循《易余籥录》、近代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以来，学术界一直将汉赋视为“一代之文学”。马积高先生却不囿成见，认为汉赋并不是赋作成就的最高峰，魏晋六朝的抒情讽刺小赋无论就思想境界还是艺术水准来说，都超过了汉代。唐赋的成就又高于汉魏六朝，“唐赋不仅数量之多超过前此任何一代(现存一千余篇)，即就思想性和艺术性来说，也超过前此任何一代”（252页）。至宋以降，赋体仍有佳作，但新东西少。至鸦片战争以后，渐趋衰微。马先生将唐代视为赋体文学发展的高峰，这也许受到清人王芑孙“诗莫盛于唐，赋亦莫盛于唐”（《读赋卮言·审体》）的启发，但他将这一理论贯穿到《赋史》的写作中，则更能清楚、客观地梳理辞赋文学发展的历史。本书还十分注重赋与诗文等其他文学样式的相互影响，如对于汉代宫廷文学、魏晋以来骈文、齐梁徐庾宫体、北宋西昆体、明前后七子复古运动等与赋的关系等，都提出了独到的看法。

本书出版于赋学研究刚刚起步的八十年代，尤其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开拓意义。马积高先生鉴于前人有关赋的只言片语的论述虽多，尚无一部探讨赋的专体文学史的缺憾，于是广泛搜集从先秦至晚清期间的有关材料，试图把这样一部长期被冷落的文体的发展面貌揭示出来，阐明赋与其他文学样式交互影响的关系。毫无疑问，《赋史》是赋学史上的一部经典著作，填补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空白，为新时期的辞赋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和研究方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书一经出版，立即在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各种报刊发表的评论文章就有几十篇之多，并荣获湖南省第一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二、龚克昌：《中国辞赋研究》，79.3万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龚克昌（1933—），福建漳州人。1962年山东大学研究生毕业，并留校任教。曾任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赋学会会长、洛阳大学特聘教授、鲁南辞赋协会总顾问等。龚克昌先生是新时期汉赋研究的拓荒者，著名辞赋研究专家，书法家。著有《汉赋研究》《汉赋讲稿》（英译本）、《汉赋新选》《楚辞选译》《白居易诗文选》《先秦诗歌选注》《司马相如传》《屈原赋选译》《中国辞赋研究》《全汉赋评注》《全三国赋评注》等，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该书是龚克昌先生在其赋学名著《汉赋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增益而成的，共选录著者自1981迄2001年间发表的赋学论文62篇，分为四组：第1～14篇为汉赋综论，第15～33篇为汉赋作家作品论，第34～52篇为中国辞赋史研究，第53～62篇为序跋及学术回忆。最可注意的有以下几点：一、对汉赋价值的重新审视。作为“一代之文学”的汉赋，却曾受到过很多不公正的指责。著者对于历史上颇具影响力的“歌功颂德”说、“讽谏弱化”说、“虚词滥说”说、“丽靡之辞”说、“见视如倡”说逐一进行了驳斥，恢复了汉赋在中国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这些观点发表于八十年代初期，在那个对汉赋的臭骂声仍不绝于耳、汉赋价值被长期掩埋的历史条件下，这些努力无疑具有拨乱反正的意义，从而为学术界对于汉赋的全面、深入的研究扫清了障碍。在此基础上，著者又对汉赋文本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汉赋较全面地展示了大汉帝国的精神风貌，在艺术上对于《诗经》、楚辞也有较大的发展和超越，此外，汉代还有了较为系统的赋学理论，鲁迅先生所说的“文学的自觉时代”应该从曹丕再上推三百五十年，即提前到汉武帝时代的司马相如身上。龚克昌先生的这一观点在学术界产生强烈反响，先后有十余篇论文作出回应，支持龚先生的“汉代文学自觉说”。二、对汉赋发展进程的全面梳理。著者通过对一系列重要赋家的深入研究自然展示出汉赋发展的历史流程，这比一般的泛言高论要更有深度。专题讨论的赋家有贾谊、枚乘、庄忌、刘安、孔臧、司马相如、刘彻、东方朔、扬雄、班固、张衡、赵壹、蔡邕等，若将他们连在一起，就不难看出汉赋产生、发展、鼎盛、转变的历史进程。[1]三、对中国辞赋史的全面关照。本书以汉赋研究为中心，进而扩展到对历代赋的研究，如《中国古代赋体简论》《魏晋玄学与竹林七贤赋作》《略论韩愈辞赋》《李清照<打马赋>简论》等，甚至还有对当代赋家赋作的评论和研究，如《天山的颂歌——谈王大枢<天山赋>》《读〈香港赋〉<三峡赋》》等。书末附有《读赋心得》，以十余万字的篇幅，对现存先秦两汉辞赋进行全面系统而又言简意赅的评点和讨论，总数达三百篇（包括残赋）。美中不足的是，《读赋心得》截止到汉末，没有对三国之后的赋进行评析，这与《中国辞赋研究》的书名不太相称。

龚克昌教授是一位汉赋研究专家，其《论汉赋》（《文史哲》1981年第1期）是新时期第一篇从正面肯定汉赋的学术论文，曾经激起了许多学者研究汉赋的热情；其《汉赋研究》（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是新时期出版的第一部赋学专著，“在学术界具有首开风气的作用和影响”[2]。《中国辞赋研究》又对《汉赋研究》（原版14万字，修订版30万字）进行了大幅度的增补，篇幅增加至79.3万字，反映了龚先生在汉赋研究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之后，进而转向对历代辞赋进行全面探讨的学术经历。龚克昌教授还以极大的热情从事赋学交流及人才培养工作。他组织召开了第一届国际辞赋学学术研讨会（济南，1990），引导中外学术界的赋学研究向魏晋以后拓展；担任中国赋学会第二任会长，奖掖赋学新秀不遗余力；他还是中国大陆第一名专门招收赋学博士生的学者，指导博士生们对唐赋、宋赋、元明清赋、赋学理论、汉赋学术史等进行系列研究。

三、叶幼明：《辞赋通论》，21万字，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叶幼明（1935—2014），湖南湘乡人，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任洛阳大学客座教授，中国骈文学会副主席，《历代辞赋总汇》副主编等。多年从事辞赋及骈文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著有《辞赋通论》《对联评谭》《历代书信选》《新译新序读本》《中国古代文学史》（合作）等。

《辞赋通论》是一部专门探讨辞赋文学的基本概念、文体渊源、历史变迁、主要文献、研究状况的通论性著作。全书共五章。第一章《什么叫赋》，对赋的含义、赋与其它文体的关系以及赋在结构上的特点作了介绍。第二章是《赋的渊源与流变》，著者在赋体源流的看法上受到了其师马积高先生的影响，将赋分为三种基本形式：诗体赋、骚体赋与散体赋，分别探讨了它们产生的渊源和在后世的发展流变。其中亦有独到之见，例如近人多以宋玉《高唐》《风》等赋为伪作，而判定散体赋起源于枚乘《七发》。著者首先肯定《卜居》《渔父》为先秦之作，是此种赋体的源头，此外还注意到山东银雀山出土竹简中有唐勒赋，其体与《卜居》《渔父》及宋玉《高唐》等赋同。这样，长期争论未决的宋玉《高唐》诸赋的时代至少大体上可以确定了。就是说，这些赋即使非宋玉本人作，但汉初以前即有此体是完全可以肯定的。《七发》乃其流，而绝非其源，也就完全可以确定了。第三章《辞赋发展概述》，概括评介了我国辞赋在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及有关情况。著者认为先秦辞赋、汉代辞赋、魏晋六朝辞赋、唐宋辞赋、元明清辞赋依次是我国辞赋的发轫期、发展期、转变期、高峰期和衰落期。本章从先秦辞赋开始依次对历代辞赋的概貌、特点及其成因、表现等均做了具体的论述，并能够用数字等形式加以说明。第四章《辞赋的辑录与整理》，介绍历代对辞赋作品的辑录、整理状况，按照骚体赋、七与对问设论体赋、赋体文、赋这几种文体形式，分门别类地介绍基本文献，这就为我们日后的文献研究工作提供了线索。第五章《历代辞赋研究概述》，介绍了古今中外关于辞赋研究的状况，并就有关问题提出了作者自己的见解。

赋作为我国文学史上一种重要的文体，历来研究者不绝。但在解放以后的前三十年，它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被贬入冷宫。上世纪八十年代，赋学研究逐渐兴起，最初集中在汉赋研究方面，后来逐渐向魏晋南北朝延伸，但是一直没有人对辞赋这一文体作一全面探讨，对辞赋研究状况进行全面总结。叶幼明先生的《辞赋通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无疑填补了辞赋研究史上的这一空白。作者自认为此书相当于是一部简明的赋学史，对辞赋的研究有较大的参考价值。此书采取了纵横结合的办法，在整部著作的谋篇布局上以有关赋学的几个方面为纲，而在具体论述中以历史为叙次，这样就非常清晰地揭示了赋学研究的纲领，也较好地体现了辞赋创作和研究的历史。本书出版于1991年，著者对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赋学界的研究成果进行吸收、总结、提升，形成独特的赋学理论体系，既有赋学史的梳理，又有相关范畴的深入探究，其中对赋学基本文献的归纳尤有开拓意义，对海外赋学研究的介绍亦显示全局眼光。本书曾对世纪之交辞赋研究的深化与拓展有学术推动作用，至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四、何新文、苏瑞隆、彭安湘：《中国赋论史》，56万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何新文（1953—），湖北通城人。1982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为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全国赋学会副会长，博士生导师。出版有《中国赋论史稿》《辞赋散论》《中国文学目录学通论》《左传人物论稿》《历代赋话校正》（第一作者）、《中国赋论史》（第一作者）等著作，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苏瑞隆（1962—），祖籍福建福安，出生于台北。1994年毕业于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东亚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汉魏六朝文学及历代辞赋。著有《鲍照诗文研究》《两汉赋评注》（合作）、《全三国赋评注》（合作）等。彭安湘（1974—），女，湖南湘潭人。2011年毕业于湖北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湖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屈原学会、中国辞赋学会理事。著有《中古赋论研究》等。

本书共有八章。绪论部分概述中国赋论的历史发展、基本内容及其价值、特色、影响，脉络清晰。第一到六章分别介绍汉代至清代的赋论。首先探讨汉代赋论的兴起，作者对此期赋论进行概述，认为“唯美”与“尚用”是汉代赋论的焦点，接着对司马迁、扬雄、《汉志·诗赋略》、班固、王充及蔡邕等人的赋论进行深入阐述。魏晋南北朝是中国赋论的拓展期，著者首先介绍曹魏时期曹丕、曹植、杨修等人的赋论，接着重点研究刘勰的赋论，认为其《诠赋》一文对赋的体制及源流、发展演变、风格才性、创作要求等方面都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和说明，指出“刘勰是汉魏六朝赋论的集大成者”（第122页）。唐、宋两代六百多年是古代赋论发展史上的转捩期，著者从隋唐五代的赋论说起，认为唐初史家与古文家关于“古赋”有不同的看法，中唐时期存在着古赋、律赋之争，重点阐述了白居易《赋赋》与中晚唐的律赋理论，佚名《赋谱》及其他唐五代的赋格书，中晚唐诗论笔记与五代《唐摭言》中的赋论。继而研究宋代赋论，概述其内容与特点、北宋与南宋时期的赋论，金代王若虚和元好问的赋论。北宋赋论以范仲淹、苏轼、秦观、晁补之为代表，南宋赋论则以王鋕、王观国、洪迈、朱熹、高似孙等为代表，作者还以较大篇幅对郑起潜《声律关键》及宋代的赋格书作了详细论述。元明两代的赋论在承唐宋之后的一个明显变化就是，由于律赋的衰落与古赋的复兴，“古赋”理论悄然兴起，先有刘埙、陈绎曾，继有祝尧《古赋辩体》，后者价值尤高。明代前期以吴讷、徐师曾的辞赋“辩体”论为代表，后期则以谢臻、王世贞、胡应麟、陈山毓、张溥、许学夷等为代表。清代赋论是中国古代赋论的繁荣与终结时期。清代前期以吴景旭、朱鹤龄、纳兰性德等人为代表；清中叶以蒲铣、程廷祚、汤聘、李调元、沈德潜等人为代表，重点阐述了蒲铣《历代赋话》《赋小斋赋话》的文献价值和律赋理论特色；嘉庆、道光年间的赋论则以孙奎、鲍桂星、林联桂为代表；晚清近代部分重点阐述了李元度、刘熙载、沈祖荣、沈祖燕、刘师培、姚华、章炳麟等人的赋论。第七章之后论述现当代新赋学，包括“五四前后”文学史著作中对赋的论述，陈去病、金秬香、陶秋英等的赋学论著、当代赋论等。著者认为，1949—1979年是赋学研究的迟滞和蓄积时期，二十世纪末是赋学研究的复兴时期，并对港、台地区的赋学研究成果进行详细论述。最后著者论述了二十世纪的国外赋学研究状况，日本以铃木虎雄为代表；欧美学者对先秦汉魏六朝赋进行了翻译、评论和专题研究工作，其中以美国汉学家康达维教授成就最高，堪称巨擘。

作为第一部系统详尽的赋论史专著，本书以断代分章的形式，纵向描述了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及近代、现当代凡六个时期赋论的基本状貌、历史特点及其承先启后的关系，揭示了中国赋论形成、发展、演变的学术历程，此外还具体论述了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赋论文献、赋论家或赋论现象，并对20世纪港台地区，以及日、韩、欧美的赋学研究成果进行介绍，古今贯通，中外兼具。全书内容充实，资料丰富，体系完整，持论客观平允，是一部史论结合，兼有理论和文献价值的著作。何新文教授曾经出版《中国赋论史稿》（开明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被誉为是“我国第一部较系统的赋论史”[3]。从内容上说，本书对旧著有较大的修订和补充，增加了诸如唐佚名《赋谱》、南宋郑起潜《声律关键》、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新出赋学论著的叙介等，并且吸收了海内外20 多年的研究成果，视野更为开阔，论述更为深入，字数也由原书的22万字而增至56万字，体大思精，规模空前。与许结教授《中国辞赋理论通史》（2016）相比，何著“史中有论”，长于对赋论家及其赋论著作的分析、考辨；许著“以论带史”，注重对核心问题的挖掘和辞赋理论体系的建构，二者各擅胜场，交相辉映，堪称是当代辞赋理论的双璧。

五、许结：《中国辞赋理论通史》（上、下），96万字，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

许结，笔名解之，1957年生于江苏南京，祖籍安徽桐城。著名学者、诗人许永璋之子。幼承家学，博闻强记，长于诗赋创作。现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安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赋学会会长、中国韵文学会副会长、《中国赋学》主编、《辞赋》编委会主任、《中华辞赋》顾问等。主要研究中国古代辞赋与古代文学批评。著有《汉代文学思想史》《中国辞赋发展史》《中国赋学：历史与批评》《赋体文学的文化阐释》《赋学讲演录》《赋学：制度与批评》《半岛之半》《诗囚》《历代赋汇校订本》等二十余种，发表论文二百余篇。

本书是许结教授精心结撰的赋学巨著，全书近百万字，分上、中、下三篇。上篇为“中国辞赋理论综述”，共有四章内容。首先从源头上辨析“赋体”概念，对“不歌而颂谓之赋”的说法进行考述，对“赋者，古诗之流”观点进行辨析，并论述了“祭祝”与“辞赋”二者之间的关系；接着对古代的辞赋理论文献进行叙录与考察，阐述辞赋理论著述的历史轨迹；然后再对史传、子书、杂录、文集、赋集、评点，以及赋序、赋跋、赋格、赋话、赋专论、论赋赋、现代赋论（专著、论文）等辞赋理论的批评形态逐一论述；最后对制度视域下的赋学生态、辞赋理论的粘附与独立、辞赋理论的现代意义等问题进行描述和阐发。

中篇为“中国辞赋理论流变”，共有八章内容。著者将两千余年辞赋理论的发展嬗变划分为三个大的历史时期：一是以“楚辞”“汉赋”为中心的批评（汉代赋论、魏晋南北朝赋论，共2章），一是以“古赋”“律赋”为中心的批评（隋唐赋论、宋金元赋论、明清赋论，共3章），一是作为“遗产”和“学科”的现代批评（20世纪前期赋论、20世纪后期赋论，共2章），以简驭繁，高屋建瓴，颇具卓见与史识。在论述具体的赋学理论现象时，又能广搜文史资料，结合时代背景和文艺思潮，以具有核心价值的赋论文献为依据，层层论证，左右逢源，提出一系列独到的见解。例如“汉代赋论”一章，作者梳理了西汉、东汉“赋用观”的变迁历程，评述了辞赋观与楚辞评论之间的关系，并以《诗赋略后序》和《两都赋序》为依据探寻两汉之际的赋论流变，此外还论述了诗人、辞人之赋与新声、丽文说之间的关系，对赋迹、赋心、赋神等赋学理论范畴进行挖掘。又如“隋唐赋论”一章，作者重点阐述了隋唐时期的帝国图式与赋用思想，分析科举考赋与古律之间的关系，然后以白居易《赋赋》和佚名《赋谱》为例，对唐代最具代表性的的儒家经义观与律赋技法论进行考论，探赜索隐，深刻独到。

下篇为“中国辞赋理论范畴”，共有六章内容，对中国辞赋的六大理论范畴“本原”“经义”“体类”“章句”“技法”“风格”等分别进行专题讨论。其中“辞赋本原论”一章，考述了辞赋“诗源说”的具体表现，论述了相如“赋圣”说的形成及意义，辨析了赋源“一元”之本与“多元”歧义，认为辞赋多元论“固能说明辞赋分支较多的创作特征，但视赋为一种文体及其名称的确立，作为本原的探讨，仍是有隔膜和歧义的”，试图归回辞赋文学“一元”说。而“辞赋技法论”一章，梳理《赋谱》《声律关键》《雨村赋话》《赋学指南》等古代赋论赋话中有关“技法”的论述，结合历代辞赋创作的实践，从赋韵、赋法、赋势三个方面考察辞赋文学中的“技术”与“技法”，论析赋法批评的章句学意义及其与文化传统、朝廷文制的关系，颇有中肯之论。

学术界有关古代诗歌理论、散文理论、小说理论的研究成果较多，但对于辞赋理论的探讨却相对落后。本书以辞赋“本体论”“流变论”“范畴论”三个互相独立又彼此呼应的板块，以一百万字的宏大篇幅，试图构建独具特色的辞赋理论体系，无疑具有填补学术空白、开拓学术新境的重要意义。著者充分关注中国辞赋的独特性和包容特征，对赋与其他文体的交叉性进行综合研究，这对中国文学理论的资源发掘及理论体系的构建，均有积极作用。在具体论述时，著者从辞赋理论的文献材料、演进历史、批评形态、理论范畴等方面加以搜集、整理、辨析和探讨，并且采用传统理论与现代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树立“通史”意识，这就具有了一种传统文体之理论批评的贯通古今的价值，并且有助于加强对作为中国特有之辞赋体文学的认知，推动其研究向纵深处拓展。诚如徐宗文等先生所言：“（该书）以‘会通’的视角和观念，全面总结古今辞赋理论，第一次建构起辞赋理论的体系框架。”[4]本书是著者主持的200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最终成果，其中许多章节皆曾作为前期研究成果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例如《宾祭之礼与赋体文本的构建与演变》《汉赋用经考》《论考赋“取人以言”的批评意义》《论赋韵批评与写作规范》《民国赋论“文学性”问题考察》等等，皆已在赋学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本书将著者研究中国赋学三十余年的丰厚成果加以综合、融铸、升华，形成了空前庞大严整的理论体系，堪称是中国赋学理论研究的扛鼎之作。

除了以上五部经典著作外，费振刚等《全汉赋校注》、简宗梧《汉赋史论》《赋与骈文》、万光治《汉赋通论》、马积高《历代辞赋研究史料概述》、曹明纲《赋学概论》、郭建勋《辞赋文体研究》、许结《赋学：制度与批评》、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詹杭伦《唐代科举与试赋》、刘培《两宋辞赋史》、孙福轩《历代赋论汇编》、踪凡《赋学文献论稿》等，从不同角度深化了对赋体文学的研究，形成了新时期赋学研究的鼎盛局面，理应成为学术史的考察内容。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注释：

[1]参见踪凡：《龚克昌先生汉赋研究述评》，《阴山学刊》2006年第3期。

[2]霍松林、徐宗文：《辞赋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11页。

[3]马积高：《历代辞赋研究史料概述》，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83页。

[4]徐宗文、王思豪：《宏通的视野 精深的耕耘——许结教授辞赋研究述评》，《辽东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

注：本文发表于《辽东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踪凡老师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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